2016年，杨振宁顶着骂名，也要强烈反对花2000亿建粒子装机，而与她有相反意见的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表示：一定要建！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一场关乎中国国运的世纪辩论，曾在十几位顶尖科学家之间上演，这并非寻常的学术切磋，而是一次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性拷问。
争论的核心，是一个预算高达千亿的超级项目，大型粒子对撞机。
当一位94岁的科学泰斗掷地有声地站出来反对时，这场争论的重量和复杂性，更是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弦。 中科院院士王贻芳，他怀揣着一个“弯道超车”的梦想，2016年，他正式提出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设想，计划打造一台周长100公里的超级机器，目标直指希格斯粒子。 在王贻芳看来，时机再好不过，欧洲的对撞机已近暮年，而美国的同类项目则因耗资巨大而被迫下马。这恰好为中国留出了机会。
他坚信，这是中国基础科学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唯一机会，否则将继续跟在西方后面，落后至少三十年。
作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功勋负责人，他的专业能力与战略眼光毋庸置疑，也正因此，很多人都站在他的观点上。 然而，王贻芳的雄心壮志，却撞上了一位94岁科学泰斗的反对，他就是杨振宁。 在美国物理学界多年，杨振宁深知这类大科学装置背后的水有多深，他直言，美国的对撞机项目就是个“无底洞”，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正比，这才是其停摆的根本原因。 更让他警惕的，是最初高达2000亿人民币的预算，这笔钱，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全年的教育经费，可以建起数十万所乡村小学。杨振宁还举了国际上血淋淋的例子。 杨振宁甚至认为高能物理的“黄金时代已经过去”，今天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层层猜想之上，投入千亿，很可能什么都发现不了。
他建议，与其把钱砸进这个“天坑”，不如投入到更紧迫的领域，比如人工智能或是扎扎实实地搞好基础教育，培养下一代人才。
他觉得，这笔钱花在教育上，三十年后，中国或许能涌现出一批真正的顶尖科学家。
尽管因此背上了“保守”、“阻碍进步”的骂名，杨振宁依然坚持己见。 这场争论在2016年迎来了关键时刻，中科院内部召集11位顶尖科学家投票评估。谁知，结果竟是五票支持，五票反对，双方势均力敌。最终，决定权落在了第11人，杨振宁手上，他投下了关键的反对票，项目因此被搁置。 此事迅速引爆了舆论，争议的核心其实早已超越了一台机器，它暴露了中国发展中的深层困境。是优先建起让人仰望星空的大装置，还是先把脚下的路修好，夯实人才基础？ 杨振宁代表了一条务实路线：科学要服务现实，人才要先行。而王贻芳则代表了进取精神：机遇稍纵即逝，不冒险抢占，就永无出头之日。 不过，王贻芳并未放弃，到了2024年，他联合38个国家的上千名物理学家，再次提交了对撞机提案。这一次，方案做出了重大调整，预算从2000亿大幅压缩至364亿人民币，这既是对当年反对声音的回应，也是理想与现实之间一次艰难的妥协。 这场没有绝对输赢的世纪之争，至今仍在回响，杨振宁的审慎，为国家避免了陷入“烂尾工程”的巨大风险；而王贻芳的坚持，也为中国基础科学保留了一颗“战略火种”。
它迫使人们去思考，在一个资源有限、人才尚需积累的发展中国家，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，到底该如何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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